州扶办字（2016）91号

关于组织学习《扶贫如何更“精”更“准”》

通讯稿件的通知

各县市扶贫办：

近日，新华每日电讯特邀记者在深入采访调研基础上，撰写了《扶贫如何更“精”更“准”》的通讯稿件，被新华网等国内多家新闻媒体刊载，并在全国扶贫领域引起强烈反响。现就该稿件转发你们，请认真组织学习，并针对稿件指出的问题对本县市的扶贫工作特别是产业扶贫工作进行深刻反思，尤其要坚持以问题为导向切实抓好今年第二批及今后专项扶贫项目实施。

请于9月10日前将学习贯彻情况以正式文件报州扶贫办。所报材料既要反映本县市工作的特色和亮点，更要突出反映存在的问题及下一步整改措施等。

联系人：祝小辉

联系电话：8213214

传真：8218175

E-mail：441965048@qq.com

附：《扶贫如何更“精”更“准”》通讯稿件

甘南州扶贫办

2016年8月30日

甘南州扶贫办办公室 2016年8月30日

扶贫如何更“精”更“准”

习近平总书记近日在宁夏考察时表示:“全国还有5000万贫困人口,到2020年一定要实现全部脱贫目标。这是我当前最关心的事情。”党的十八大以来,扶贫开发工作逐渐从“大水漫灌”转变为“精准滴灌”,一系列针对性强的“滴灌式”创新举措密集出台,让很多困难地区群众享受到了精准扶贫带来的积极变化。不过,在扶贫攻坚的过程中,也有一些值得注意的问题。比如,有些贫困地区陷入了误区,虽然扶贫政策出了不少,投入的扶贫资金也很多,但始终难以甩掉穷帽子；还有一些地方领导对扶贫的认识出现偏差,热衷于“盆景式扶贫”“数字式脱贫”,扶贫项目安排和资金使用不够精准,难以让困难群众享受到实惠……

“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最艰巨最繁重的任务在农村、特别是在贫困地区。没有农村的小康,特别是没有贫困地区的小康,就没有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必须将精准扶贫落到实处,让扶贫资金和扶贫政策精准地发挥应有的作用,才能实现“共享发展”。

第19期“议事厅”,新华每日电讯特邀4名长年在基层一线采访、蹲点的记者,撰写了他们在扶贫调研中观察到的问题,并就“谁来扶”“扶持谁”“怎么扶”的问题,给出了建议。希望这些问题和建议,对提高扶贫工作精准度,有所启发。

■为何有群众一听产业扶贫就怕

◎部分产业扶贫项目,完全成了地方政府唱独角戏的工程。政府“我要你种(养)项目”意识强烈,常常越俎代庖替农民决定种什么、种哪里等,贫困户主体声音边缘化

◎个别地区盲目追求产业的规模化与盆景化,缺乏对不同地区自然气候环境的深入研究和产业发展所需的公共服务配套,导致一哄而上发展,一哄而下失败

◎部分官员坦言,在产业扶贫中,只要钱没进自己腰包就没事,至于项目发展的好不好,上面不管也管不过来,只要项目落地就算成功。个别官员为凸显新政绩,追求标新立异,一年一个产业,一年一个思路

新华每日电讯记者李平

“心都在滴血!搞了这么多产业扶贫项目,没有一个较为成功的,现在群众都在埋怨政府,我们基层工作都不知道怎么做了。”近日,记者在西部某省几个县区开展产业扶贫状况调研时,一位基层干部痛心地对记者这样说。

作为武陵山集中连片特困区之一,“十二五”期间,这几个县区相继发展了核桃、金银花、脱毒马铃薯、油茶、养羊等众多产业扶贫项目。但是,由于部分地区产业扶贫实施不精准、后期管护不到位、市场波动较大等原因,不少项目接连失败。尴尬的产业扶贫现状甚至让部分基层干部一听产业扶贫就压力很大,群众一想到产业扶贫就害怕。

在深入采访调研中记者梳理发现,这些地区近五六年来产业扶贫失败的原因主要有以下几点——

一是越俎代庖式扶贫让产业发展得不到群众支持。在采访中记者发现,某县部分产业扶贫项目,完全成了政府唱独角戏的工程,政府“我要你种(养)项目”意识强烈,常常越俎代庖替农民决定种什么、种哪里等,贫困户主体声音边缘化,而农民想种、想养的项目,又没有项目资金支持。

以核桃为例,“十二五”时期,当地投入3800多万元资金,种植了18万多亩核桃,但当地不少群众认为种核桃是政府的事,与自己无关,因此只栽不管。最终,全县40%以上核桃园杂草丛生,管护较差,目前全县仅剩7万亩左右管护较好的核桃园。而当地栽种了五六年的核桃树不挂果或挂果率低等问题,更让部分农民砍挖起核桃树,栽起了苞谷。

二是政绩式扶贫让群众没享受到实惠,心有怨言。为让上级领导下来视察时有看点,个别地区盲目追求产业的规模化与盆景化,缺乏对不同地区自然气候环境的深入研究和产业发展所需的公共服务配套,导致一哄而上发展,一哄而下失败。

例如,某地近年来在没有试种和调查研究的情况下,以每亩430元的投入,发展了1.5万亩从北方引进的金银花,按当初设想每亩至少产100斤干花计算,今年可产750吨以上干花,但当地实际干花产量不到5吨。受土壤气候不适、病虫害灾害、市场价格剧烈波动等因素影响,当地绝大部分金银花已被群众铲掉复种苞谷。

此外,个别地区在项目规模化与景区化的指标考核下,盲目引进企业“带动发展”,在没有考察企业实力和构建企业与贫困户紧密利益联结机制的情况下,将大量的支农资金注入到企业,一旦政府资金“断奶”,企业便以各种名义宣布效益不佳,关门了之。在整个过程中,贫困户没有任何受益,难免心生抱怨。

三是缺乏产业失败问责机制,导致扶贫工作太随意。部分官员在接受记者采访时坦言,在产业扶贫中,只要钱没进自己腰包就没事,至于项目发展的好不好,上面不管也管不过来,只要项目落地就算成功。个别官员甚至为凸显新的政绩,追求标新立异,一年一个产业,一年一个思路。

频繁轮换的扶贫产业,也让基层干部群众疲于应付。有干部就表示:“我们有统计返贫率,但有统计产业失败率的吗?搞了这么多年产业扶贫,算来算去也就烤烟产业对群众脱贫效果明显,如果产业扶贫做一个成一个,也不会年年有这么多村民外出打工了。”

如何避免产业扶贫陷入“年年扶年年不见效益,村民年年期待年年外出务工”的怪圈?不少一线基层干部和长期研究扶贫的专家提出了三点建议。

一是着力眼睛向下的扶贫。某贫困乡镇干部表示,产业扶贫中,企业、大户、农民更接地气,应该由他们来决定或与他们商量发展什么产业,政府亲力亲为的产业扶贫,特别是发展农民不想发展的项目,不仅难以获得群众的共鸣,即使产业成功了群众也不会感激,反倒认为你是为了向上表政绩。专家认为,精准扶贫政府也应精准定位,着力在构建产业链、完善基础设施、提升贫困群体能力等方面提供公共服务。

二是构建开放性的扶贫工作平台。反贫专家认为,反贫困工作是一项系统工程,不能单项使劲,需要构建多元参与的开放性扶贫平台。通过建立政府、企业、社会组织、贫困群体等主体平等参与和协同行动机制,让产业扶贫决策更加科学化和更具参与性,让扶贫成效评估更具开放性。同时,通过不断提升扶贫干部的专业化水平,促其成为反贫困的行家里手。

三是建立产业扶贫问责和容错机制。在扶贫攻坚中,各级干部既要有等不起的紧迫感,也要有实干干成的责任感,基层干部建议,要建立健全产业扶贫谁决策谁负责的惩戒体系。对于乱决策、不决策,贻误发展时机的,要坚决问责。对于因客观原因造成产业失败的,也要科学容错等。

■谨防产业扶贫“扶富不扶贫”

◎在河南某个靠发展乡村旅游脱贫的典型村,村支书透露,能够吃上“旅游饭”的农民,没有一家是贫困户

◎产业扶贫“只见项目不见贫困户”并不鲜见,甚至有扶贫项目资金被部分不法企业以扶贫的名义变相套取:某老板与亲友组建合作社养娃娃鱼,套取国家扶贫资金400万元

◎各地贫困村搞产业扶贫,普遍采取引进工商资本、鼓励回乡创业等方式发展产业。这为农村带来了资本、人才、技术,但一些“老板”成为农村新一轮“扶贫主力军”,值得关注

新华每日电讯记者甘泉

近日,记者在中西部调研时发现,基层在落实产业扶贫政策时容易出现一些扭曲走样的现象。比如,一些地方将产业扶贫简单等同于产业发展,忽视了扶贫目标本身。基层干部推荐记者参观的一些产业扶贫项目“看起来很美”,但深入了解后发现,这些项目仅仅是“扶”了老板,与真正的贫困户关系并不大。

记者在河南某贫困县一个靠发展乡村旅游脱贫的典型村采访时得知,短短三年时间内,该村发展了10多家农家乐,成了远近闻名的乡村旅游示范村。在村部附近,路面整洁,山青水美,与翻建的农家乐相映成景。这个行政村的中心区的面貌,因为发展旅游而发生了翻天覆地变化。

然而,在记者随机寻访贫困户的过程中,看到的却是另外一番景象。有一家贫困户,距离村部有10多分钟车程。记者绕行到村部后的山路上,看到的是普通山区农村的冷清、破败景象。村干部告诉记者,这个村在册的29户贫困户中,有22户是鳏寡孤独、痴呆傻残,有7户是因病、因学等缺少劳动力家庭。“他们大都住在更深的山、更偏的坳里。”

其中较典型的一个贫困家庭,只有一个40多岁的农妇在家。她常年患病,双腿肿胀,劳动能力非常有限。她的丈夫5年前因车祸去世,留下建新房后至今未能还完的几万元债务。她的女儿已嫁到外地,上初中的儿子则靠各种救助维持学业。她说,村里旅游这两年红火起来了,但自己并没有受益——她家里缺少劳力,养土鸡、山羊都不现实；再加上住得离村部远,流转土地给别人搞观赏采摘,也没人要。

村支部书记坦诚告诉记者:“说实话,吃上‘旅游饭’的农民,没有一家是贫困户。”他给记者算了一笔账,搞乡村旅游平均一家要花近20万元搞室内装修、环境改造,“贫困户一没本钱,二没有劳力,三是房子破旧、装修难度大”。“发展乡村旅游虽然好,但是非要‘包装’成扶贫项目就说不过去了。”村支书说。

在一些地方,产业扶贫“只见项目不见贫困户”并不鲜见,甚至扶贫项目资金被部分不法企业以扶贫的名义变相套取。国家审计署对西部一贫困县2010年至2012年年度扶贫资金审计时,就发现了类似问题。其中一则案例为,做煤炭生意的小老板莫某申请400万元的娃娃鱼养殖项目,先后套取国家扶贫资金400万元。为成功申报该扶贫项目,莫某成立了5人组成的“国丰农业专业合作社”,其他4人为他的妻子、父母和侄儿。除其侄儿以外,其余4人均非贫困人口。

产业扶贫是深化扶贫攻坚的重要载体,也是地区造血脱贫的根本之策。一方面,各级党委、政府寄予厚望,财政部和国务院扶贫办提出,“财政扶贫资金70%要用于产业”。例如在河南也提出,目前全省430万农村人口中200万将依托产业扶贫摆脱贫困。另一方面,贫困户也寄予厚望,增加产业经营性收入的愿望迫切,参与产业扶贫的积极性高。

产业扶贫项目能否实现精准帮扶,选择哪种类型的模式很重要。是直接帮扶模式还是托管模式、代种代养模式,是股份帮扶还是资产收益帮扶等,都要因地制宜、因户制宜。例如当前不少地区实施的光伏扶贫,尤其是户用分布式光伏项目在贫困户房前屋后装上太阳能电站,农户做好日常维护,每年可以给贫困户增加两三千元稳定收益,贫困户能真正参与进来,即使缺少劳动力也能分享收益,受到欢迎。

另一方面,产业扶贫要重视基层组织作用。各地贫困村搞产业扶贫,普遍采取引进工商资本、鼓励回乡创业等方式发展产业。这为农村带来急需的资本、人才、技术等要素,对贫困村而言本是好事；然而,令人担忧的是,部分基层组织滋生“等靠要”思想,一些“老板”成了农村新一轮“扶贫主力军”,而村级组织普遍缺位。

在农村扶贫攻坚,不能总指望老板都是慈善家,关键要靠基层党组织。这一轮产业扶贫,要与加强基层组织建设相结合。尤其是鼓励发展能带来集体收入的合作经济,将激发村级组织积极性放在重中之重的位置。如果村里发展一个产业,能让村集体有几十万元收入,脱贫自然也不是问题。

此外,财政部门在加强对各地监管职责落实情况的追踪问效的同时,要有一套更加健全透明的监督机制。对产业扶贫项目资金安排和使用要尽可能详尽公开:如资金来源、资金规模、实施地点、建设内容、实施期限、预期目标、项目实施结果、实施单位及责任人、举报电话等。监管部门要善于利用好乡镇财政、村基层组织就地就近监管优势,让扶贫对象成为维护自己权益、监督资金使用和项目建设的重要力量。

■因懒致贫是扶贫攻坚硬骨头

◎在调研中发现,有些“富村”村民活跃在创收一线,而“穷村”村民却“等靠要”思想严重,不愿外出务工,村里的“脏活累活”给钱也不干

◎记者与一位贫困户交谈结束,问他还有哪些困难时,得到的答案是“我没洋芋种子了,你给政府捎句话,给我送点种子来”

◎身贫好扶,心贫难治。因懒致贫的这部分人,很可能成为脱贫攻坚战中的硬骨头之一

新华每日电讯记者何晨阳

“一些贫困群众的‘等靠要’思想仍比较严重,有一些人难以脱贫完全是因懒致贫。”日前,记者在西部某贫困县乡镇蹲点调研时,一位镇领导如是说。在当地蹲点调研期间,记者对这位领导的话深以为然,还多了一种恨铁不成钢的无力感。

该镇领导说,前几天A村进行集中环境整治,原想在本村找人,结果开出一人一天70元的工资,竟然没人愿意干。最终,他们以每天60元的工资,从另一个村找了人。

村支书告诉记者,环境整治主要是捡捡垃圾、扫扫树叶,劳动强度并不大。他们本想安排几户贫困户做这个事,让他们挣点零花钱,没想到他们嫌打扫卫生脏累,不愿干。相较于周围几个村,A村较穷,但村里外出务工的人却又不多。与此相反,A村的不少“脏活累活”中,都有同镇B村人的身影。

记者在两个村的观察颇能说明问题。该镇的A村离镇政府所在地稍远、距城市较B村近,A村是所谓的扶贫重点村,干净的村道、整齐划一的红砖房屋令人印象深刻,但村民家电主要以电视机为主；B村虽然偏僻,村民的房屋样式也不统一,但走进房间却别有洞天:不少村民家里都有冰箱、洗衣机等家电,一些名牌小轿车、苹果手机在这里也不鲜见。

为啥“富村”村民活跃在创收一线,“穷村”村民有时却放着嘴边的肥肉不要?A村调研回来,记者开始关注一些基层干部所言的“有些贫困户为何除了政府砸钱就扶不起来”问题,记者曾到宁夏西海固地区一贫困户家采访,交谈结束问他还有哪些困难时,他那句“我没洋芋种子了,你给政府捎句话,给我送点种子来”让记者有些愕然。

宁夏西海固地区一位当过乡镇一把手的受访对象表示:“一小部分群众‘等靠要’思想作祟,根子里还是怕累、怕苦、懒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进程中,不能忽视这部分人,如不根治这种意识问题,因懒致贫的这部分人容易重新返贫。”

当前,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冲锋号已经吹响,助力贫困群众脱贫致富成为扶贫部门、贫困地区的首要任务,但正如一些基层干部所说,身贫好扶心贫难治,因懒致贫的这部分人很可能成为脱贫攻坚战中的硬骨头之一。

因懒致贫的根源在哪里?通过与基层干部群众交流,记者觉得有这几方面:

首先是观念问题,这既有贫困户自身观念,也有帮扶单位观念问题。记者两年前调研“富人为何也争吃低保”时发现,作为对贫困群众托底措施的低保,被争抢的原因并非那每年的一两千元,而是背后附加的孩子就学、本人就医、家庭受助等利益,建档立卡贫困户目前也有类似趋势,一些地方对建档立卡贫困户不仅盖房补贴额度高,而且考驾照、年节慰问也有不少“实惠”,这或许也可从一个侧面反映出为何一些懒汉愿意赖在“贫困”里。

其次是受教育程度低,有技能恐慌。不可否认,一些因懒致贫的贫困户中确有一些迫切希望改变自身处境,但苦于没有技能的人。记者在A村调研走访贫困户时,问及几位青壮年为何不外出务工,确实听到“啥也不会,只能干体力活”等之类的话。记者有意识地到因懒致贫的几户村民家里走访后,发现“受教育程度低”是这几户家庭的共性,这些家庭中有高中学历的人都很少。

第三是约束机制缺失。一些基层干部表示,虽然因懒致贫的贫困户只占极其小的比例,但它有时会带来坏的示范效应,对这一小部分人除了乡、村干部口头教育外,目前没有好的办法来约束或惩戒。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弱鸟可望先飞,至贫可能先富,但能否实现‘先飞’‘先富’,首先要看我们头脑里有无这种意识,贫困地区完全可能依靠自身努力、政策、长处、优势在特定领域‘先飞’,以弥补贫困带来的劣势。如果扶贫不扶志,扶贫的目的就难以达到,即使一度脱贫,也可能会再度返贫。”

对于因懒致贫的这小部分人,一些受访的基层干部群众建议,首先,要在“输血”的同时,重视“造血”,扶贫先扶志,一定要把扶贫与扶志有机地结合起来,既要送温暖,更要送志气、送信心。其次,扶贫并非扶贫部门一家的事,单靠扶贫部门一家也搞不好扶贫,必须从社会治理的高度,重视农村精神文明建设,提高技术培训精准度,弘扬“脱贫光荣”“勤劳致富”的理念,在重视贫困村房屋、道路等“硬件脱贫”的同时,重视新风尚培育。第三,一些基层干部建议,是否可仿照一些地方道德红黑榜的模式,对因懒致贫的这部分人建立既是惩戒更是督促的类似红黑榜。